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与贾植芳、彭燕郊、王元化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被隔离审查不同，瞿同祖先生没有遭受过真正意义上的身体迫害，但是瞿同祖先生几乎所有的学术著作都在52岁以前完成了，以后除了翻译了《艾登回忆录》，再无出什么有分量学术成果，这一点连瞿同祖先生自己都倍感遗憾，但是借用陈夏红的一句话：“历史伤害了瞿同祖先生，瞿同祖先生却没有辜负历史”，《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和《清代地方政府》两本专著是所有研究中国法律史和中国社会史绕不过的著作，“用如此宏大的视野对中国法律与文化做总体论述，在当时看来如此别具一格，在正统的法制史著作里无从得见。”（梁治平语）。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也是我唯一看过的一本瞿同祖先生的书，这本书上让我划满了横杠，在开头的导论上瞿同祖先生就开宗明义的讲到“中国古代的法律的主要特征主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家庭史。曾经有看到一篇评论把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和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相比较，认为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只是勾勒出中国传统社会的面貌，到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才算真正的填上了血肉。《中国的法律和中国社会》于是也就从最细小的单位家族开始讲起，而阶级，而宗教，而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拾级而上，最后在总结出儒家心目中礼的核心是家族和社会身份，自从中国社会儒家化完成以后，古代的法律变为儒家的伦理思想和礼教所支配，再无出现重大的变更。

索尔仁尼琴（1918年12月11日——2008年8月3日）

诗人安·沃兹涅先斯基写过一首关于索尔仁尼琴的诗：“他把汽车拖出泥潭，而汽车却溅了他满身泥污。”还有比这句话更恰如其分的描写出索尔仁尼琴一声和苏联纠葛不清的关系吗？就像总统普京在给他颁发国家奖时候所说：“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他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祖国”。他的一生就是和俄罗斯本身命运纠结的一生。

第一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能够顺利出版是因为赫鲁晓夫为了借此清理斯大林的政治力量，接下来的两本书《第一圈》、《癌症病房》就只能在英国和法国得以出版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却被禁止离境，见证他成为伟大的作家中一员的《古拉格群岛》出版以后立马就被当局驱逐出境。西方世界把索尔仁尼琴当成共产主义罪恶、集权主义可怕的见证和自由的象征，他却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到“勇气的沦丧可能是外界观察家注意到的现实西方世界的最显著特征。”对西方的民主进行极端的批判。即使身在西方，他的目光依然不断的关注着那块神奇的黑土地，总是对他妻子娜塔莉说“我们能回到祖国”，苏联解体之后，他开始着手写俄罗斯“政论三部曲”，当他1994年回到祖国以后受到了先知般的欢迎，但是很快人们就厌倦了他，因为此时的俄罗斯已经不是他走的时候的苏联，已经变的日益西方化、物质富足，人们听够了喋喋不休的说教，道德的力量不在能够直指人心。

他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为了说明他自己的一句话，“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在自传《牛犊顶橡树》里他把自己比作牛犊，“只要还活著，或者起到犊顶到橡树上折断了脖颈时为止，或橡树被顶得吱吱作响，倒在地上为止”。在评价自己的一生时，索尔仁尼琴说，他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我一生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的一生都在冲破阻拦而能够向大众公开讲出真话”。

在小说《第一圈》中索尔仁尼琴写道：“对一个国家来说，有一个优秀的作家就像另有一个政府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政权喜欢伟大的作家，只喜欢那些阿猫阿狗。”我喜欢这句话，因为他清楚的说明了为什么现时代的中国出不了伟大的作家！

阿瑟·克拉克（Sir Arthur Charles Clarke，1917.12.16.～2008.3.19.）

“他们身处丰饶之中，却逐渐饥饿至死。”对于阿瑟克拉克唯一的记忆就是这句话，以及他和著名导演库布里克合作的史诗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

曾经有段时间我觉得所有的日子完全一样，都在互相追逐，生活由于没有目标而日益疲乏和饥饿，现实乏味的掉渣，对于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印象深刻，“我觉得我跟那些孤苦伶仃、被放到打印机里的纸也没什么两样，只能与油墨和滚筒沉默的对话，在沉闷的打印声中，它们一张张被印上了墨迹，而夜色也慢慢印上了窗台。”“他们身处丰饶之中，却逐渐饥饿至死”仿佛醍醐灌顶，震撼着我。

关于和库布里克合作的史诗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克拉克在《2001：太空漫游》的序言里有所交代起初他们是想：“着手那单调又沉闷的剧本之前，先来写本完整的小说，尽情驰骋我们的想像，然后再根据这本小说来开发剧本”，然而，后来他们却“小说和剧本同时在写作，两者相互激荡而行”。最后，书和电影几乎在差不多同一时间面试，书和电影，相同而又充满了不同。